導讀： “年輕化、知識化、專業化”的幹部路線，單獨來看並無問題，但放在文革結束，中國開始“轉型”的大背景下來看，就不尋常瞭。高育良的命運是一個明顯的警示：對知識分子來說，毛澤東主席提出的“為什麼人的問題”，在今天仍然是一個“根本的問題”，甚至是命運攸關的問題。
看到屏幕上打出 原漢東大學政法系主任高育良 字樣，我不由得啞然失笑，因為他立即讓我聯想到瞭一些在大學政法系統十分活躍的公知，而高育良的扮相 向後梳起的頭發、精致的眼鏡、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等，也讓我聯想起一位喜歡看星空的某位大人物，確實，他們都是一類的。
可能是擔心引起爭議吧，編劇並沒有讓高育良滿口公知腔，但如果在現實生活中，高育良一定會把自己打扮成 普世價值 的擁躉，用 銳意改革 的形象把自己包裝起來，這樣一來，誰敢調查他的貪腐問題，誰就是反對改革開放瞭。實際上，劇中真正的大B0SS趙立春就是這麼玩的，當他的腐敗問題逐漸暴露之後，他就花大錢請人在香港媒體上撰文，指控省委書記沙瑞金調查他的兒子趙瑞龍是為瞭 否定漢東省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 ，給沙瑞金造成瞭很大壓力，不得不寫文章為自己辯解。
根據劇中的情節推算，高育良應該是在九十年代前期，由學界跨入政界的。而他之所以能夠邁出這麼關鍵的一步，除瞭由梁璐父親，當時的省政法委書記的提攜，大的時代背景，仍然台中申請商標代辦八十年代提出的幹部要 年輕化、知識化、專業化 的幹部路線。
年輕化、知識化、專業化 的幹部路線，單獨來看並無問題，但放在文革結束，中國開始 轉型 的大背景下來看，就不尋常瞭。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，毛澤東主席念茲在茲的是如何使 人民當傢作主 名副其實?如何避免 周期律 ?等等。而毛主席提出的解決方案之一，就是人民 其主體是工農兵 對政治事務的充分參與。文革前的做法主要還是從工農兵中提拔幹部，強化對工農幹部的培養(同時也重視知識分子幹部的培養)。文革中則開始嘗試勞動群眾階級直接參與對國傢和企業的管理 不僅是從工農兵中選拔優秀分子培養成政治精英，而且是工農兵直接參與對國傢和企業的管理，包括通過 上、管台中申請商標費用、改 的方式參與對大學的管理， 占領上層建築 。
毛澤東時代的幹部路線，無疑是政治標準第一的，其最主要的優點，是確保瞭共和國的人民性。盡管在八十年代後，工農兵幹部因 大老粗 的形象飽受精英譏笑，但毫無疑問的是，在這種幹部路線下，諸如國企私有化、 以三鐵砸三鐵 、三千萬工人下崗、教育、醫療產業化之類的政策是很難出臺的，甚至是完全不可想象的。
而 年輕化、知識化、專業化 的幹部路線，實際上是確立瞭知識分子相對於工農兵，也就是普羅大眾管理國傢的優先權，在科舉制度以公務員考試的方式復歸之後，這種優先權變成獨占權，與之相應的，則是人民性淡出，精英色彩愈來愈濃。《人民的名義》向我們展示的漢東省被一個用裙帶關系、師生台中商標申請查詢關系、 主公-秘書(傢臣) 關系聯結起來的帶有濃厚封建性的權貴集團所統治的局面，形象的說明瞭這一幹部路線所導致的後果。
新科舉制的幹部路線，內在的要求是知識分子要以天下為己任，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。但實際情況是令人失望的。八十年代宣佈撥亂反正之後，前三十年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被否定，近代知識分子中深厚的封建傳統、買辦傳統強勁復蘇，迅速成為主流，依附性也暴露無遺。
太陽下面沒有新鮮事。 年輕化、知識化、專業化 的幹部路線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古老的 讀書做官 傳統的重建。 讀書做官 不能說毫無進步意義，但把知識分子從追求真理引向追求權位，進而喪失獨立性，把個人利益最大化看得高於一切，則是其最大弊端。
高育良就是這樣一個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。他有兩個明顯特點，第一個就是依附性，開始從政時，依附梁璐的父親，即當時的省政法委書記，在和省委書記趙立春的兒子趙瑞龍達成交易之後，又開始依附趙立春，事實上，如果 空降 的省委書記沙瑞金願意收編他，他也會毫不猶豫的依附沙瑞金。
依附性強的一個後果就是容易被俘獲。因為依附性的本質是把個人利益看的高於原則，而既然不能堅持原則，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，也就容易被俘獲。趙瑞龍拋出一個高小鳳做誘餌，就很輕易的把高育良俘獲瞭，此後他終於走上犯罪道路，由省政法委書記變為階下之囚，就是他被俘獲的必然結果。此後盡管他仍道貌岸然，故作尊嚴，但已經變成瞭趙瑞龍門下走狗。
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出身的高級幹部，高育良的另一個特點是虛偽。這不僅是指他一邊在主席臺上講廉政一邊在臺下搞貪腐，還在於他甚至虛偽到瞭不能面對自己的程度。比如，明明是貪戀高小鳳的青春和美色，卻自我欺騙說是因為高小鳳能夠和他談明史，其實以他曾任大學系主任、閱人無數的經歷，當然可以輕易洞穿一個沒有受過系統高等教育的高小鳳，把《萬歷十五年》掛在嘴邊上其實就是為瞭誘惑他，但他不願意承認，也不敢承認，因為承認瞭這一點，等於自認自己好色之徒，是登徒子，他必須自己鄙視自己，這是他所無法接受的。
高育良的命運是一個明顯的警示：對知識分子來說，毛澤東主席提出的 為什麼人的問題 ，在今天仍然是一個 根本的問題 ，甚至是命運攸關的問題。這個問題能不能最終解決，不僅將決定國傢命運，最終也將決定知識分子個人的命運。
原標題：郭松民：“登徒子”高育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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